谈到上海玉雕的发展，上海玉石雕刻厂(以下简称上海玉雕厂)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词。上海玉雕厂是中国玉雕行业中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国有企业，几乎是上海老一辈著名玉雕大师的故乡。从1960年上海玉雕厂成立到20世纪70、80年代玉雕出口高峰期，到90年代市场对传统玉雕厂的冲击，大批一线技术工人随市场“离开”。直到今天，上海玉雕厂的“低速”经营和上海玉雕厂的兴衰已经成为上海玉雕产业真正市场化发展的缩影。

20世纪60年代后，出口需求带动了玉雕产业的发展。此外，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雕刻设备的改进，上海雕刻业发展迅速。据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有2000多名玉雕手，作品种类超过200种。

而当时，海派五大类雕刻品种中的炉瓶器皿、人物佛像、花鸟、走兽和天然瓶都已初具规模。钱振峰回忆说，那是海派玉雕最为兴旺的时代：“虽然跟现在比规模不大，但是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不亚于我们当今，上海玉雕厂是国营的，六十年代它是全国的十面工业红旗之一，当时树立了一个标兵，也涌现了一大批玉雕的师傅。而我们传统的五大类雕刻产品，当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全国已经具有影响力。”

当时，海派玉雕也涌现出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万水千山》、《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等一批既体现海派玉雕高超雕刻技艺和当代精神的作品。1962年，历时3年，由“三绝艺人”魏正荣领衔设计、13位雕刻技师合作雕刻的巨型密玉《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重量超过2500公斤，艺人们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等技艺，生动刻画了我国41名登山队员的英雄壮举，作品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国宝。1979年，在一块重达7300多公斤的罕见巨型青玉上，萧海春、韩国卫、朱宁芳、许康先、虞龙喜等20余位当代最为杰出的大师和雕刻技师，设计制作了高2.6米、宽1.4米的《万水千山图》，再现了红军长征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成为海派玉雕的又一巨作。

当时，海派五大类雕刻品种的价格也因翡翠价格昂贵，则更受到了国外客户所亲睐，随着改革开放，上海玉雕厂专门成立了卖品部，把原先主要接待旅游观光者的卖品部，扩展成一个对外商场，而后，一直以生产炉瓶器皿、人物佛像、花鸟、走兽和天然瓶等传统的五大类雕刻产品的上海玉雕厂也成立了小件车间，生产以各种各样玉石组合的乐器、二胡、西洋乐器24件、中国乐器12件等等系列产品。外销行业的供需当时决定了海派玉雕的发展方向，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玉雕厂的外宾商场已经成为整个上海滩上旅游行业很出名排头兵，这个外宾商场还有一个蒙古烧烤BBQ，一年要接待三十万人次的老外游客：“这个在九十年代很少的，我们当时旅游商场一年的收入都是过亿的。” 钱振峰回忆说。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海派玉雕在行业创新上，迎来了繁荣的新春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萧海春，特级工艺美术大师关盛春，老艺人黄德荣、孙英德，工艺美术大师朱宁芳、韩国卫、魏忠仁、朱其发等，有的擅长人物，有的擅长走兽、花鸟、炉瓶器皿，成为海派玉雕20世纪80年代的领军人物。由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萧海春设计、最年轻的国家级高级技师张建平雕刻的《珊瑚释迦牟尼降生图》，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奖项珍品金杯奖。

但“火红”的背后，对于上海玉雕厂而言，其实也蕴含着更大的隐忧，80年代，玉雕厂的一线工人们纷纷离开国有企业上海玉雕厂，投身香港、台湾私企开设的工厂，成为了上海玉雕行业新的市场变化，他们的纷纷“出走”，不仅成为日后上海玉雕内销的兴旺打下基础，也是海派玉雕从业群体从集体转向个人化的开端。钱振峰回忆说，上海的海派玉雕90%以上都集中在白玉的雕刻上，而当时仅1983年、1984年两年半时间里，上海玉雕厂就外流了170多位的雕刻技术工人，甚至占到了整个一线工人的数量的五分之一，究其原因，和香港的、台湾的私营企业主到内地设厂有关：“当时香港市场比较活跃，内地还比较消息不是太灵通，市场变化也不清楚，当时他们等于在上海玉雕厂边上，开设很多加工厂，导致很多大师的技术外流，有一些是白天在厂里面干，晚上是在家里干。后来干脆，他们就纷纷离厂，当时还有一位资深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当时在整个行业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如今的上海玉雕厂，早已淡出了公众视野，仅处于维持品牌，低效能运作的状态，工厂还保留着，但是其所创造的效益，生产规模都不尽如人意：“上海这一块土地确实是培养人的地方，有一个好的师傅、有一个好的市场，才能把海派玉雕的大气候培养起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好的技术人才都已经出去了，现在本身师傅技术力量也有限，所以要培养一支好的队伍很难”钱振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