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洼文化玉器和营口小孤山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国玉器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中玉器的发掘证明了中国玉器文化的悠久历史。

玉文化是在人们玉自然界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美的认识，从最开始佩戴动物牙、骨，当人们发现玉石的存在后，便开始流行佩戴这种美丽的石头。“石之美者，为玉”，在历史的更迭中，逐渐形成中国的玉文化。而翡翠属于玉的硬玉种类，而且主要是缅甸翡翠。缅甸翡翠产自缅甸，大量开发使用在中国，缅甸翡翠文化的演义与中缅古代的商贸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在古代，沟通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大陆桥梁有两条——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始于长安，经横断山北端，沿东西向走廊入波斯，抵达欧洲；西南丝绸之路是由天府之都顺横断山间南北走廊而下，在横断山南部西折，跨越深沟巨壑，途经缅印直通欧洲。两条古丝绸之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为东西方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

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被称为“蜀身毒道”即古蜀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其东起古蜀都，西至印度，是郡县相连，驿路相接的西南丝绸之路，据史学家考证“蜀身毒道”分为南、西两道，南道分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宾，是李冰烧崖劈山所筑；五尺道是一名秦将所修筑，由宜宾至下关（大理），因所经地域山峦险隘，驿道不同于秦朝常制，仅宽五尺，故称五尺道。南道由成都——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永昌）——腾冲——古永——缅甸——印度（身毒）。西道又称牦牛道，是司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即由成都——芦山——泸沽——西昌——盐源——大姚——祥云——大理与南路汇合。

西南丝绸之路在汉朝已十分畅通，汉朝在滇西设立了永昌郡（今保山），永昌郡也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大枢纽，早期的翡翠就是通过这条通道从缅甸进入中国的。

缅甸翡翠何时进入中国，一直是人们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在18世纪之前，中国人不知道硬玉（翡翠）这种东西，以后，硬玉（翡翠）才从缅甸产地经云南输入中国”。夏湘蓉等著《中国古代矿产开发史》认为：“这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近年来许多翡翠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张竹邦在其《翡翠探迷》一文中认为：“勐拱的玉石开采到元代臻于兴盛时代”。马罗刚、蔡汉伦两位在《中国宝石》的“翡翠溯源”一文中认为：“翡翠发现并进入贸易领域的时间上限不可能在元朝，更不可能提前。……明末已不是翡翠刚被发现的时期，……发现翡翠的年代在五百年以上的说法是可靠的。”牛秉钺先生在其《翡翠史话》一书中认为“周朝时有翡翠，汉朝时也有翡翠。……但是直到明朝末年还是罕见的宝物，……翡翠制品在我国盛行，是清朝的事了。”通过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最早使用翡翠的时间难以确定，但无论如何，翡翠在中国大规模使用是在清朝中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明末清初，缅甸翡翠开采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除特别好的贡献给国王，大部分卖给了我国广东和云南商人，这些商人将翡翠不断运往广东，北京，至清朝康熙年间，成批翡翠运至北京。因为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是皇家贵族，达官富商聚集的地方。加之那时侯社会崇尚奢侈，讲究排场，冒顶的翎管，胸前的朝珠，手上的扳指都愿买好翠的，以便在众目之下不低于别人。另外朝廷送礼，贿赂风行，为避人耳目，翡翠是最适宜的礼品，这样也促进了翡翠业的兴旺，与此同时，缅甸国王从清康熙元年（1662）恢复向朝廷进贡。据《光绪·云南通志》记载缅甸国王就曾进贡二十余次，贡品有大象、檀香、红宝石、蓝宝石、玉石等。清朝末年，翡翠的开采及利用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清东陵慈禧太后随葬宝物中众多翡翠制品也充分说明这一点。今日所见翡翠古旧器物，就多为此期产物。

延伸阅读

高级翡翠的价值及佩戴

⑴稀少：翡翠仅产于缅甸境内，而高档翡翠少之又少，物以稀为贵，高档翡翠的稀有性决定了它的价值；

⑵美丽：高档翡翠的种好、水头足，一般是玻璃种、冰种的，并且具有各种颜色，以阳绿、帝王绿为贵，而种水好的紫罗兰色、红翡也具有较高的价值；

⑶永久：其物理化学性质稳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流传于世，当作传世之宝。

高级翡翠现在一般已由佩戴的功能转为收藏投资的功能。一般仅在特殊场合佩戴，佩戴时注意不宜多，一两件即可，或以套装出现。高级翡翠现在每年的涨幅超过50%，所以具有很高的收藏投资功能，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可收藏一两件高档翡翠作为资产配比。虽然其价值增长快，但变现相对还不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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