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5岁开始职业生涯，从事翡翠雕刻行业41年，其中近一半在深圳。1988年，我第一次去深圳，发现了这里的人口红利，所以我决定转移我职业生涯的重心。1992年，我在深圳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工厂。第二年，我把工厂搬到了三联村，在那里我的玉石雕刻事业生根发芽。回首这20年，我觉得我、三联村和深圳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深圳在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100万人口，现在已经超过台湾人口的一半。它的经济增长每年都令人鼓舞。我百分之百看好深圳和国内市场，所以我不仅会坚持下去，我的下一代也将到来。

我1958年出生在台湾。1973年，我开始学习珊瑚雕刻。后来，因为台湾想保护珊瑚，我改学翡翠雕刻。1988年10月1日，我和哥哥去了大陆，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时，深圳人不多，有更多的丘陵和土路，有些地方似乎是农村。当时，很多地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建设方法远远落后于台湾。例如，在修理神会路时，一大群人拿着锄头、铲子和簸箕挖和运输泥浆。我好奇地问工人:“你为什么不用挖掘机？”他们看着我说，“你在开玩笑吗？中国大陆有超过10亿人使用挖掘机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不用吃饭。”新疆和田玉的价格近年来飙升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资源枯竭，采矿成本居高不下。自2006年以来，随着和田玉子的逐渐枯竭，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保护环境，禁止大型挖掘机进入河床采矿，从而大大降低和田玉子的产量。此外，受利益驱使，未经允许挖掘和田玉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据说和田地区挖掘机的销量在全国所有地级市中排名第一(和田地区，相当于地级市)。此外，劳动力和柴油成本增加，导致和田玉开采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财富人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涉足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大量的金融资本随后流入国内和国际拍卖市场。中国顶级艺术品的价格迅速飙升至1亿元。古代玉器价格的上涨也带动了和田玉原石和雕刻品的价格飙升，反映出和田玉价值应被列为“国石”。

笔者认为，虽然现在和田玉原料及制品的价格已经很高了，但这是相对以前的价格而言，若将其横向与翡翠比，并不高算。一对当代的极品翡翠手镯在香港的拍卖价格超过2000万元，而一对当代的极品羊脂玉手镯的最高价不到200万元。作为同等珍贵的资源，笔者认为和田玉和翡翠未来在价位上也应是相当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将玛瑙、水晶、玉髓等诸多“石之美者”都称作玉，后来才将“玉”的概念不断细化、分类。许慎有玉之“无德”之说，孔子有玉之“十一德”之说，说的就是和田玉。正因为有了这些光环，和田玉被捧上了“真玉”的宝座，被认为是精神、道德及人性光辉的化身。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看，什么是玉呢？1840年法国人穆德尔将他所收集到的各种玉石用现代科学实验手段进行分析研究，确定了中国玉应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类。硬玉就是翡翠，产地在今天缅甸，在中国十分流行；软玉是以和田玉为代表的中国所有玉石。简单地说，硬玉就是翡翠；软玉的品种很多。需要说明的是，软玉是一种称谓，不代表玉石就软，和田玉与翡翠的硬度和密度相差无几。中国软玉的分类如图所示：

他们说的其实有道理，这也间接说明了大陆的劳动力充足。而劳动力不足，也恰恰是制约我们在台湾发展翡翠雕刻的主要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主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传统手艺，因为它讲究慢工出细活。而且，台湾的孩子在学校受教育时间相对较长，到了20岁就要去当兵，而学习翡翠雕刻最佳年龄是在十六七岁，双手比较灵活。如果错过学习的黄金时期，学起来就比较困难。因此，这一行人才一直比较匮乏。那时，我就在想：要是我们也在大陆开工厂，工人肯定也很好找。所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大陆。考虑到香港做翡翠雕刻做得很好，配套设施又充足，而深圳毗邻香港，交通方便，也有利于我回台湾探亲，所以我决定在深圳发展，把事业做大。

1992年，我和台湾一位搭档在罗湖桂园路那边创办了一家翡翠雕刻工厂。如我们所愿，大陆的劳动力充足。我们很快就招到了一批工人，有在福建莆田做过玉雕的，有在广东肇庆做过砚台的，有在河南南阳做过独山玉的，有在辽宁鞍山做过岫玉的等等。虽然他们有一定的雕刻基础，但大多数没有雕刻翡翠的经验，招回来后， 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再培训。因为工厂在火车站附近，比较靠近繁华的闹市区。一年多后，我感觉工人静不下心来，流动性比较大。这一行属于艺术创造，需要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所以我想搬迁工厂。经朋友介绍，我们来到了布吉的三联村考察。那时的三联村是一个老村落，没有多少房子，比较安静。直到1997年，一些小山被推平后，建起了越来越多的房子，这里才开始越来越现代化。而且，从三联村到市区也比较方便，再加上消费水平相对比较低，适合拖家带口的工人和徒弟生活。对我而言，三联村简直是不二的选择。1993年，我们成为最早来到三联村办厂的玉器商。我主管技术，拍档负责对外的业务。我们的工厂在三联村斜坡那边，和大芬村的画工们做邻居，很多翡翠雕刻的师傅和画工相互认识。不过三联村的模式跟大芬油画村完全不一样。玉石是直接取材于大自然，因此很难镌刻出一模一样的两件作品，也很难像“大芬油画村第一人”黄江那样接到数量较大的单子，我们以来料加工为主。在发展的早期，我们都是帮台湾、香港市场加工。

例如，相比当时的大陆，台湾人比较传统，宗教信仰浓厚，消费能力比较强，会买块玉来辟邪和祈求平安。因此，我们做的作品基本上都离不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在业内，我们工厂在深圳算是做得最大的，每个月要消耗1200公斤原材料，所生产的货品100%回销给台湾，而那时，台湾至少有70%的玉石产品来自三联村。台湾市场的“蛋糕”分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又开始转型，帮深圳水贝或佛山的平洲加工，最后慢慢淡出了台湾市场。上世纪90年代，包括三联村在内的整个布吉镇治安都不是很好。有一次，个别工人和外面的小偷串通，将我们整个工厂的成品、半成品全部盗走了。在2005年以前，我们工厂都是挂靠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公司名下，他们在深圳有营业执照。至于原因，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看不到很大的实际规模，大部分资金都在原材料里。要在大陆通过审批的话，需要一定的规模和资金，而我们暂时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公司设在住宅区，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双方平摊。

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消防以及工商部门经常来我们这里“多头”执法，问“为什么要在住宅区开工厂”，甚至有时候不由分说就没收机器和货品，这时候就得拿钱去解决，这也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安心做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被制度“卡住”了，我到处找人也办不了证，只好处于“地下生存”的状态，一些人才也外流到四会、揭阳那些玉雕基地去了。尽管磕磕碰碰，但我也没有想过离开三联村。1998年，我花了80多万在三联村买地建了一栋7层楼的房子，每层120平方米。因此，我也成为第一个在三联村买地建房的玉器商。其间经过将近十年的发展，在三联办厂的人越来越多。到本世纪初，三联的水晶玉器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最初我们一家厂发展到上百家，从业人员也从开始的100多人变成了几千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集原料供应、成品加工、批发零售为一体的产业经营链，年产值超亿元。

2004年左右，布吉街道办的领导主动找上我们，希望我们能统计做翡翠雕刻的人数，组织成立一个协会。虽然我自己很想配合政府做这件事，但有部分商家心存疑虑，怕把姓名、地址和电话等信息交给政府，政府就根据这些信息来没收我们的设备等，所以写出来的名单都是假的。我国是玉石大国，新疆的软玉(和田玉)、丁香紫玉，青海的乌兰翠，辽宁的帕岩玉，河南的独山玉、梅花玉，南京的雨花石，湖北的绿松石，浙江的青田石，福建的寿山石……这些玉石中的精品，古往今来，被人们珍爱和赞美，而在五彩斑斓的玉石世界里，翡翠却后来居上，鹤然而立，独领风骚，与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并称为世界五大宝玉，这决不是偶然的。